《左傳?襄公十五年》中記載:宋人或得玉,獻諸子罕,子罕弗受。獻玉者曰:“以示玉人,玉人以為寶也,故敢獻之?!弊雍痹唬骸拔乙圆回潪閷?爾以玉為寶,若以與我,皆喪寶也,不若人有其寶?!边@則故事,雖只有寥寥六七十字,但寓意深刻,子罕恪守“不貪為寶”的信條,巧妙拒玉,給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啟迪。
“以不貪為寶”,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寶庫里的一顆奇珍異寶。像子罕這樣的能臣良吏,在我國歷史的長河中涌現(xiàn)了許許多多。陶侃、包拯、海瑞、岳飛、林則徐……他們雖身居高位,仍兩袖清風,一身正氣,心憂天下。正因為他們清廉不貪,所以名垂青史。
自浙江嘉興南湖紅船起航之日始,心憂天下、以人為本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秉持了“以不貪為寶”的民族精神,并將它發(fā)揚光大,身體力行?!安灰砸患褐?,而使天下受其利”。從方志敏到周恩來,無數(shù)的優(yōu)秀共產(chǎn)黨人彰顯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情懷,抒寫了一個個“以不貪為寶”的感人至深的故事。為了革命,方志敏拼命工作,致使他20多歲就患了肺病,時常吐血;長期的緊張工作又患了嚴重的痔瘡,但他“仍然是干而復病,病好復干”。他雖曾擔任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、紅十軍政委等要職,“經(jīng)手的款項,總在數(shù)百萬元”,但他以清廉自持,“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,是一點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業(yè)”,從沒有奢侈過。他在獄中寫下的《清貧》給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:“清貧,潔白樸素的生活,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(zhàn)勝許多困難的地方!”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,周恩來一生要求嚴格,一塵不染。1976年他去世后,負責整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的工作人員發(fā)現(xiàn),周恩來的收入除了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結(jié)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外,別無進賬。去世時,他和鄧大姐兩個人總共積蓄了5100元。
這種當官“以不貪為寶”的嚴格自律,老一輩革命家的“清貧”精神,像一面鮮紅的旗幟召喚我們共產(chǎn)黨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、永遠保持清廉的作風。當代共產(chǎn)黨人絕大多數(shù)依然堅守清貧,不貪、不占。楊善洲,他從云南省原保山地委書記領導崗位退休后,上山種樹,帶領大家人工造林5.6萬畝。成材后,一年可分紅幾萬元,但他自己分文不取,把林場全部交給國家。自己卻還住在只有80多平方米的三間瓦房里??墒牵猩贁?shù)黨員干部把有權(quán)不用過期作廢作為人生信條,丟掉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,驕奢淫逸,貪得無厭。無論是身居高位的周永康、蘇榮還是小“蘿卜頭”的馬超群、張佩山等等,無不是這樣玷污了共產(chǎn)黨員的光輝形象,抹黑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鮮紅的旗幟。這些黨員干部之所以成為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“心”爛了,理想信念動搖,底線失守,腐敗就滋生了。
康德有言:“這個社會,唯有兩樣東西讓我們心靈感到深深的震撼,一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,一是我們內(nèi)心崇高的道德法則”。我國古代也有人將官員“廉潔不貪”分為三種境界:理想信念堅定,嚴格自律,是廉潔不貪的最高境界;出于名聲的考慮,帶有功利的目的,是廉潔不貪的次等境界;怕受懲罰,不敢不廉潔,是廉潔不貪的最低境界。明代思想家薛瑄這樣的劃分很有道理。共產(chǎn)黨人是工人階級中最有覺悟的先進分子,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,應該是最高境界的廉潔不貪。
黨員干部要守住“內(nèi)心崇高的道德法則”,做到這種高境界,最重要的是加強思想和品德修養(yǎng),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,不為私心所擾,不為金錢所誘,不為物欲所惑,自覺做到“三慎”:一是“慎初”。千里之堤,毀于蟻穴。凡事初為始,要做到“見微以知萌,見端以知末”。二是“慎欲”。要堅守道德和紀律底線,心不動于利祿之誘,目不眩于五色之惑,切實做到“任憑風吹浪打,我自巋然不動?!比恰吧鳈?quán)”。要感謝黨組織的關懷和人民的信任,始終牢記一切權(quán)力來自人民,只能為民服務,切勿“以權(quán)謀私”。(劉瑩)